治手段的打压。
所以娄师德对雍王退出朝廷、着重边事的做法发自内心的认同， 以及对朝内纷争的厌恶， 也是结合了自身处境而深有感触。
这个话题，在各自表态后便不再进行下去，李潼接着便又说道：“娄公此行归边，对于陇边情势，想必已有所见，若得斧计，直言不妨。”
娄师德听到这话，便也正色道：“殿下治边之计，发乎前人未有，并不止于权力，囊括农商，搬运妙着，实在是发人深思。臣初得此计，尚在度其精髓，途中所积陈陋之想失于片面，反倒不敢再贸然进言。”
李潼闻言后便笑起来，老实说，他这一通计略的确不俗，配得上时流的称赞。
大唐立国以来，军政方面所奉行的仍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意义不必多言。但到了现在，两种制度各有崩溃。军事方面，从高宗就开始招募健儿，募兵比例逐年增加。
但是在田制方面，则就乏于创建。高宗后期，无非休戈罢征、使民休养生息，但对积累下来的弊病，触及不够深刻，甚至就连关中祖业，土地兼并都日趋严重。
到了武则天时期，加大了扩地编户的力度，并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往河洛，到了神龙年间，朝廷所掌户数增长到了615万，较之高宗永徽年间的380万户无疑是一个明显的递增。
所以说武则天政启开元，也是有最直观的数据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只是这老娘们儿不是人，杀人无算，道德败坏，这就是不是正确讨论历史的态度。
但是相对于户数的增长，朝廷在赋税征集方面的探索，则就显得非常滞后。人口虽然增长起来了，但是人力物力却得不到有效的调度发挥。以往的租庸调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帝国。
这个问题，朝廷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开天时期的名臣中，多有理财高手的身影，包括奸相李林甫。这些人通过各个方面的探索，或开源、或节流，以维持庞大帝国的运作。
但诸类尝试，收效却并不大，最直观的一个证明，就是开天时期边军节度使的权柄壮大。
简而言之，朝廷的收入已经匹配不上君王开疆拓土的野心，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更低的模式，节度使大权逐渐揽于一身，并最终爆发、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