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李思训也被加派了新的任务，以光禄勋而加任西归知顿使，开始着手进行从洛阳返回长安这段路程上的人事安排。
与此同时，朝廷也将言路放开，以中书侍郎杨再思亲自负责各方投书劝进的表章。御史台诸御史并集英馆众学士们，也几乎都是一日一表的频率向中书省投递奏书，包括都畿士民也都广泛的参与到这一项大事的讨论中来。
在这一场舆论的造势引导之中，两京的文学之士可谓大放异彩。诸如张说、陈子昂等人的相关奏文也都盛传士林坊间，张说等朝士奏书语气还算比较缓和，无非盛赞元嗣殿下先国后家、大义凛然。但像陈子昂这种曾受挫于此前朝廷的文人，措辞用语那就尖锐得多了。
在陈子昂的笔下，已故相王可谓罪恶满满，两次临朝无告祖宗、以至于不能受到先王庇护、两失其位，嫉贤妒能、防范宗藩尤甚敌国，任由突厥虐害国民。还有纵容外戚，所任非人，激化东北局势，险使高宗朝以来的东征功业毁灭一空等等。
陈子昂这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就连李潼看了都感觉后背冒汗，原来他四叔犯下了这么多的罪恶，若非最后还有他能力挽天倾，恐怕已是国将不国。
当然文人一支笔，是非功过都有夸大，不以危言则不足惊众，这种全面否定的文笔当然是略有偏颇的。但世人向来都以功过而论成败，凡人与事如果一味的三七开、求公允的讨论，也不利于舆论的统合。
起码眼下的李潼是需要这种声音，给世人营造一种前后优劣对比鲜明的观念，所以还是授意将这一份奏文流传出去。
这么做虽然有些不地道，欺负他四叔已经不能发声，孤儿寡母形单势孤，但李潼也并不怎么惭愧。
就凭他过去这段时间殚精竭虑的收拾他四叔留下的这幅烂摊子，就凭他四叔两次登基都没有给家国带来什么贡献，眼下牺牲一点身后名使得世道能够更加顺畅的向前发展，也算是不辜负两次糊涂的经历。
身为一个帝王，积极面对并且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家国大事，本来就是其不容推辞的责任与义务。两度为君如果仅仅只是给人留下一个“这是一个好人”的单薄印象，那这一个皇帝也算是失职到了极点，毕竟治理国家可不只是与人为善、跟人做朋友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