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大总管在军中本就有极大的权威， 再加上豫王身份特殊， 其人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就连随军御史们也不敢强烈反对，对此也只能默认下来。
豫王这一次一意孤行，虽然让矛盾存而不露，但起码军中还是有一批支持者的。毕竟这件事如果操作好了，也的确是大功一件，行台与雍王那么强悍也没能逼得默啜请降，但豫王与天兵道大军却做到了，孰优孰劣，大大值得讨论一番。
可是接下来朝廷密令豫王班师回朝，甚至就连为使北上的狄仁杰都横死于途，很快就让局面变得微妙且被动起来。
一方面朝廷的指令显示出眼下的朝廷局势变得极为危险，非但不能作为大军后盾，反而需要大军归国定势。另一方面，朝野之间对与突厥议和的反对声之强烈也超出了他们原本的想象，狄仁杰宁死都不愿担当此事，长安的雍王更旗帜鲜明的反对，甚至摆出了兵谏朝廷的架势。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天兵道众文武将官们内心里也是惊惧有加，就连已经南行抵达汾州的豫王都被群众生生劝回。
与突厥议和，毕竟是豫王做出的决定，如果豫王走了，那么无论留守谁人，该不该继续进行此事都是一个莫大的难题，搞不好就是一个身死族灭、声名狼藉的下场。
也就是到了这一刻，整个天兵道大军的氛围就发生了转变，私心压过了国事，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与强大的领导。
虽然私心未必就是私欲，但哪怕仅仅只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操守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但却未必能够获得群众认可，那最终也只会沦为争执吵闹，使得人心、情势越发复杂。
这一次关于全军要不要举哀服缟的争执，则就将此前所累积的矛盾隐患完全爆发出来。
虽然员佐们理由满满、各抒己见，但更深层的一个逻辑则就是笼罩在豫王身上那一层光环正快速黯淡下去，员佐们不会再无条件的服从豫王，已经有了各自的盘算考量。
豫王盛怒之下将行军长史裴思谅革职收监，随军群众们也不得不稍作让步，于太原州府举哀服缟，但却仍然没有扩及到全军。且不说豫王草堂悲卧，群员们在散会之后也都各怀心事。
就在群众们各自散去后，又有一路甲兵簇拥几员将领策马驰入州城